CAFA展评｜“轻罪”：疑罪从无
文 | 孟希
进入展览“轻罪”现场，玄关借用日光，光透过厨房门上的毛玻璃，显现出玻璃蝴蝶的色彩和形状——这也是观众进入展场见到的第一件作品，类似格林童话中引诱孩童步入密林，在月光下反光的面包残渣，而类似的恋物癖式的乐趣在展览中频繁闪现，反复提醒观者，外交公寓12号空间举办的胡伟展览“轻罪”，与真实历史事件和电影这两重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关注和寻找处于边缘位置的历史材料，将它们重新组织，并进一步转换为某种微观探索，胡伟的创作体现出在历史缝隙中开展虚构工作的创作愿望——尤其是对于那些看似宏观，实则模糊且真相残缺的历史。类似的方法，在《为公共集会（邂逅）的提案》（2019）中，显现为对于具体城市中一片拥有变迁历史的公共广场的图像谱系研究；在《风下之乡》（2020 - 2021）中则演变为以诗性叙事探讨马来西亚某两座小岛上移民历史的兴趣。在历史材料中扩张可供虚构的空间，探寻事实与虚构的张力，成为艺术家在创造当代图像过程中一种显性的思路。
更有趣的或许是艺术家在两个前文本之间进行放弃、拾取、组织与重新虚构的过程。“轻罪”其中的一部分材料，来自冷战时期真实事件的启发，一部分则援引自柯南伯格的电影《蝴蝶君》（主角之一的照片，一则85年电影演员招募广告出现在玄关左侧），这部1993年问世的电影，将前者——兼具政治、奇情与荒诞色彩的间谍事件，叠加了一层浪漫化的，同时也不乏东方主义视角的虚构。电影与真实事件提供了绝大多数的符号，只不过在展览中它们交叉行进，同时难分真假，成为“轻罪”所构造的现场中，揭发可能存在的罪行证据的蛛丝马迹。
后文革时期，作为前卫艺术实践场所的“外交公寓”，意味一种私密性与公共性兼具的艺术替代空间，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属性。艺术家除去利用外交公寓12号空间提供的特殊文化语境，寓所的结构与灯光调度也成为艺术家构思和达成方案完整性的重要考量。
根据真实事件当事人时佩璞的旧时采访，灯光是这位知名京剧演员打造荒诞谎言完成“日常表演”的工具；在展览现场，灯光则成为在静态中构造悬疑、寓意历史的重要因素——红色灯管与冰冷质地的铁笼在对比中将观者的感受拉向两极，覆盖在“客厅”中铁网、绳结、老广告上的红色，令人联想到暴力而非温暖，在这间涉外公寓的客厅中制造出不安、躁动，以及一个略带可怖与神秘气氛的潜在“犯罪现场”。
近似的对比，基于整体叙事的需要，也同样出现在“客厅”悬挂的双屏影像中。叙述主体在铁板所构造的背景前自说自话，各自为营，以他们各自的口吻、记忆、虚构与激情，在影像与空间制造的双重幽闭中交待“同一”故事的原委。而在罗生门式的，有关“各执一词”抑或是“真相难寻”的老生常谈以外，有趣的或许是观众在多重叙事结构与场景构造中身处的位置。在此，探求真相和对丑闻的兴味并行不悖，观者将难免承担起面对两份证词的法官，在蛛丝马迹中找寻真相的侦探，以及闯入私密空间的窥视者的多重身份。
在客厅正对着影像作品的墙上，发黄的报纸广告透露着两人可能指向的身份信息——同样勾连起扑朔迷离的真实事件的物品，也包括80年代生产的白玉兰壁灯，艺术家将其布置在卧室，散发来自冷战时期的暖光。公寓北面，在紫光灯的作用下，原本放置文献的房间被铁丝网封闭，在此间规整、带有官僚色彩的办公室中唯有手印与白色得以显影。
一台示波器显示出它检测到的声音信号，波形实际上模拟了美国外交官员从2016年起陆续报告的某种幻听症状。这种称为“哈瓦那综合征”的病症，与间断脉冲噪音损伤的症状类似：头晕、恶心、偏头痛、记忆力减退以及持续性的幻听，且大多出现于在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工作的美国外交工作人员身上，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离外交官，亦成为新冷战最初的端倪......这段幻听波形由信号线引入空间南侧卧室，最终与放置在70年代趣味的水磨石地板砖上，一个带有侦探小说和间谍片风格的手提箱相连。
所有散落在空间中的“物品”，服务于胡伟青睐并选中的前文本的交叉点，即人物关系所引申的“对峙”关系。对峙指向的旧冷战背景，最终统摄于对于当下新冷战氛围的隐晦指涉。这也让观众不仅被邀请前来佐证“一段跨国恋情的间离过程”，也成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政治关系间离过程的参与和评判者。然而观者或许将意识到，罪行总是可以被声明，以沉默或者歇斯底里的方式，但是在具体施害者缺位的审判中，一切都滑向“疑罪从无”，真相变得难以描述，难免失落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家试图联系的那些事件与故事中引人入胜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被跨国恋情策反的法国人布尔西科，比如据称遭到“声波攻击”的“哈瓦那综合征”患者，在相对“理性”的，以人为主体进行主导的政治活动中，个体性、本能、潜意识、欲望、直觉、偶然性等有关人性实质的非理性因素，总是以难以解释的状态屡屡浮现，不仅构成“解谜”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部分，或许也构成了艺术最恰当入手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