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斌｜母 亲
文 | 王鲁炎
永斌的家在团结湖一幢老式六层红砖楼的顶层，他长期独居在这套一居室里。老汉斯（戴汉志）曾在他家借住过，并于1993年11月8日给他的朋友耶论•温肯写过一封专门描述永斌家的信：“大约十年前，我买了一本古斯塔夫•艾克博士的书，他是19世纪初一名在香港的传教士，在业余时间中成为了一位明朝家具的鉴赏家。而现在，我就住在了中国的首都，团结湖南3区2楼3门301室。可能艾克和我都没有事先预见到这些，你计划不了命运。我和李永斌，一个两年前还在画画的艺术家，共同租了一个房间。我曾经看过他的作品，但找他合租是朋友介绍的。我们在一所还不错的公寓里看中了六层的一套房子，除了非常干净的水泥地之外什么都没有。永斌已经不再画画，他把画笔扔出了窗外。有一次，他把一堆裤子占了聚酯胶，硬化后把它们放在贴了可怕的花哨壁纸的房间拍照。目前他所做的就是这些，有时勉强拿出这个装置的照片给别人看，主题是对物质的再现，其实他还是愿意进一步探讨的。花哨的壁纸一直保留着，他在那个房间里生活和睡觉，而我搬进了临街的小一些的前屋。我们共用厕所和浴室、过道、电话、冰箱、电视和厨房，没有淋浴和温水。蹲厕在一个有水龙头的冲洗池旁边，也作为浴室的排水道，地面不用担心漏水，水泥地重新找平后还不错。”
这套房子是永斌的妈妈留给他的，厕所是老式的蹲坑，被墩布拖得锃亮的褐黄色水泥地面布满了细碎的龟裂纹。家具不多，卧室角落里有一个小柜橱，上面一直摆放着一个不大的黑色镜框，里面是他母亲的遗像。
母亲生前养了一只猫，永斌并不喜欢它。母亲去世后这只猫不再进食，这让永斌大为感动。经过精心照料，猫终于慢慢吃东西了，从此永斌开始善待它。这只猫有个习惯，每天要到六楼母亲卧室窗外狭窄的窗台上晒太阳，之后转身回到屋里，多年来从未有过闪失。母亲不在了，猫却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一天中午，永斌忽然听到窗外楼下发出了一声闷响，他下意识地往窗台看去，猫不见了！他疯了似地跑下楼去，看到了从六楼摔到一楼半地下室瓦楞板屋顶上奄奄一息的猫。他把摔断了脊椎的猫抱回了家，无论怎样照料它都不能吃东西和排便。猫的痛苦叫声一天比一天微弱，令他彻夜难眠心如刀绞。永斌不得不含泪让兽医给猫打了一针，结束了它的痛苦。从此，孑然一身的他越发思念母亲。
永斌性格内向，语速很慢，人多时很少说话，他一直在创作他的系列录像作品《脸》。1995年夏天的一个周六，像往常一样我去我妈妈家度周末，吃过晚饭后顺便找永斌聊天。聊到天色已晚，永斌说要给我看一件还没有让别人看过的录像作品。他把简陋的老式录像机搬了出来，架在母亲的卧室里，镜头对着窗外。窗外是高大的杨树，茂密的树叶离窗户很近，用手就能够到。录像机打开了，发出了嗡嗡的噪音，一束光影投射在了窗外的树冠上，而投放的影像正是他母亲的遗像。永斌说，他只是用镜头对着母亲的遗像一动不动地拍了很久，除了决定把录像再一动不动地投影在母亲卧室窗外的大杨树上外，其余什么也没做。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一起默默看着窗外树冠上母亲的影像，偶尔聊上几句。一阵微风吹来，树叶轻轻拂动，母亲似乎活了起来。紧闭的嘴唇好像张合着轻语，凝视着儿子的眼睛不时地眨动着。窗外的这棵大杨树曾经留下过母亲每天的目光，而投影在大杨树上的母亲正在将昔日的凝视折射在儿子身上。时间已在不知不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凌晨时的鸟鸣划破了夜晚的沉寂，随着天色渐渐放亮，母亲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不清。终于，天色完全大亮，母亲悄然离去。
然而，永斌并没有关闭录像机。录像机由于超长时间工作机身变得越来越热，散热风扇发出的噪音令人焦躁不安。我对永斌说，把录像机关了吧。但他没有理会，充满血丝的眼睛仍旧注视着窗外。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窗外明亮的树冠上什么也没有。但就在这一瞬，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骤然被剧烈地唤醒。我终于意识到，母亲并没有离开！因为母亲知道儿子绝不会关闭录像机，儿子也相信只要录像机还嗡嗡作响地开着，母亲就会守在窗外！
我曾为这件作品多次落泪，《母亲》穿透了覆盖在我情感神经上磨砺多年的“老茧”，唤醒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感动。李永斌并不是什么大牌艺术家，《母亲》这件作品也并不著名，但是所有对艺术的苛求与挑剔在如此真挚的情感表达面前不得不缄口无语。难以排遣的巨大悲痛以艺术的方式得到了倾诉，思念的泪水不再沿着固有渠道流入悲痛的伤口。孤独的长夜由于母亲的到来而变得短暂，痛苦转变成了希望，寄托于相信的等待之中：一旦夜幕降临，艺术将以至高无上的崇高方式让母子再度重逢！
……
在我所有能够记住的作品中，《母亲》总会被经常想起。我不愿意从艺术语言的角度解读这件作品的原因，在于唯恐因此削弱其巨大的情感力量。我虽然早已疏离感性，对于艺术中的情感表达通常麻木不仁。但每当想起《母亲》，总会为之深深感动。
艺术需要交流，而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私密经常以艺术方式公之于众，被品头论足。艺术家实际在竭力以真诚与才智、欢乐与痛苦、甚至流血的伤口在交流中进行付出与认同的交换，其交换结果取决于观众对艺术家的付出是否满意。这种交换并不被视为出卖和收买，交易双方的动机也从不被质疑。这是一种由来已久“合法”的易货贸易，它公平合理、天经地义。但问题是，艺术家难道就是一群比赛看谁伤的最惨最痛的路乞？利用私密与伤痛博取路人的怜悯？
那时候我和永斌经常谈论艺术为什么交流以及如何交流的话题，也谈到了《母亲》这种个人伤痛与私密性作品与他人交流的理由。永斌甚至做出了这件录像作品只在母亲生前卧室投放不参加任何展览的决定，他不想在交流中利用《母亲》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也正因如此，《母亲》才始终没有纳入到他公开展出的系列录像作品《脸》。《母亲》并非为观众而作，因而远离交流语境中的成败标准。他让《母亲》仅面对儿子，最多加上几个理解儿子的挚友。他是苛刻审视与无情揭露交流动机的艺术家，才会拥有如此排斥交流的私密性作品。交流的心理问题不仅存在于艺术之中，也存在于现实生活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生不会与任何人交流的东西。交流是选择性的，艺术交流也不例外。
（选自：王鲁炎《被锯的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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