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公寓”——王友身的物流主义猜想
文 | J • 约普塞勒
一个长期从事艺术的人不去思考“作品”，这是个奇迹，这个奇迹似乎正发生在王友身的身上。
8月30日，王友身在北京某外交公寓一处空置的寓所，通过物流公司每天快递过来各种物品，计划80天之后，这些物品再由该公寓业主一次性打包寄还给他。所递“物品”中除了“文化品”，还包括毯子、枕头、灯具等大量生活品以及部分私密品。
这些“杂物”通通被他称作为“艺术材料”。
他将这次活动取名“外交公寓”，当然这也是一个展览的题目。
外交公寓——这一因历史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造就的最具“离岸”色彩的住宅社区，对处在特定城市中的部分人或事物产生过不同寻常的影响，尤其对于热衷向往时代潮流的新兴阶层而言，其不可多得的历史因素，被记录到了城市生活的重要一栏之中。的确，这一与普通环境格格不入的居住领地，因其特殊的“外交”属性，使它成了早期迈入国际化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描述，其中包含了先锋文化的起始（从摇滚音乐到诗歌、到电影、到当代艺术……）。在这里，催化过异教徒式的亢奋与生活变节式的纵情，催化过逃离、叛逆、精神解放及对自由的追崇。
公寓文化是中国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形式，它不仅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外交公寓，中国各地与新兴思想有关的民间活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寓”特征，这种交往形式可以说从80年代一直带入到了现在，它是如今“场合文化”的前身。
“恢复公寓属性”，是王友身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现场带给观者的主要感受。在这里“艺术”成了空间的素材，那些据说已有30年累积发生触摸经验的物品，使得这间寓所弥漫着格外强烈的居住气息。艺术家对入住计划的诚恳叙述，明显不是为了介绍“展览”或“作品”，相反，是在故意断送观者对艺术本身的想象。
你无法测算众多物品的种类及其数量，更无法评估它们可能具有的各种指向或实用性，至少在这样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寓所，这些被艺术家“搬运”过来的历史沉淀物，被无所不在地分布于空间的各个角落，像一堆堆被聚集到新的容器里的原料，相互之间随时都在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你甚至能够想象深夜一个身影在窗外投进的城市光华中四处游荡，穿梭于各种记忆的流淌之间……
与其说这是一个面向他人的展示，不如说是由他人——快递员、接收人、屋主,以及访客们一起帮助他打开一个迁移中的自我世界。
快速的投寄与接收所产生的时空差效应，正是现代物流最具挑逗人性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难通过“作品”来准确认识艺术家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世界时，被模糊掉的个人成长轨迹，浸淫在繁复世俗的公共意识中。换言之，艺术被流行话语熏染成了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超级装置，人们思考更多的是个体在集体游戏中角色的运用——艺术家成为舞者,在堆满道具的缝隙间来回穿梭，以便按照政治正确的边缘主义方式完成某种意识形态造型。
如今，艺术家对如何在公共意识中注入适量的非主流倍感兴趣，这种兴趣演变为一种现代理性的流行方式而被赋予激进的色彩。然而，构成世界观的要素却更接近于普通民众购买房产的心理，无政府主义式的散漫激情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未曾被热衷过。
流动性是这个世界的最大特色，它以最“残酷”的方式撕碎人们的家园意识，王友身在其所设定的“外交公寓”空间范畴下对流动性提出了大胆的猜想：物流——一次针对“流动性”的行为测试。
“外交公寓”扮演了类似网络客户端的空间角色，而物流则不折不扣地成了某种传输工具，至于观看不妨视作反馈。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私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公众化的过程，普遍的对于“软件”的使用，促使我们对艺术的存在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正如王友身提到的，他所面对的是关于空间的意识形态化。改变客户端意义上的政治属性的唯一方式，便是在看似开放的平台上不断输入信息量，并尽可能多地带入属于“个人”的那部分资源。
王友身，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不具“精英”装扮的人物，多少年来都像一位亲力亲为的艺术劳动者，不断地寻找土地，然后耕作。朴素的由劳作基因带出的热情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接近普通人意义上的本色型艺术家，这也正是他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
日常经验是王友身从事艺术的重要来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即以一个所谓“媒体人”的身份介入当代艺术。长久以来，围绕“媒体人”带给他与社会的所有交道，被化解为关乎内在身份的确认。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艺术家的成长经历？或者我们是否对“作品”之外的某些涉及艺术家个体经验的事物仍然抱有兴趣？当我们习惯于在美术馆欣赏艺术，习惯于把作品与艺术家隔离开来进行所谓的审美，这将会掩盖掉多少有趣的生活事实，尤其掩盖掉多少与此（作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艺术家的人格。其实，我们并非知道艺术家对于作品中的意义是注定包含了他自己在内的，然而这的确是重要的，在王友身的“外交公寓”中，这个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即使它被掩盖在现实的外衣之下，并以干扰艺术的动机出现。
此次“对外交公寓的投递事件”，可以被看作堵塞了的景观效应，那隐藏于背后的对于流动性的疯狂猜想正在从一种如实的方法论角度挑动着外部世界的神经，由此带出的所有后果，也正被他用来当作借口推演各种不确定的未来。
从“营养土”到“清洗”，王友身的举动正在背离人们以为固化了的对于当代文化的认识，背离艺术日趋行业化的流行标准。他借用艺术的名义，在一些隶属于共享层面的社会机制中寻找对于现代性反省的对象，而那对象因为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恰恰成了触发主体存在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完全可以恪守为真实人格与个性，运用到与世界的过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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