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旅
文 | 张伟
60 年代中期，德裔美国人汉斯·哈克用电风扇的风 力吹动一大块儿悬吊于空中的绸布，令人产生不确定的 想像———艺术首先是一种意识，甚至是某种偶然存在 于我们思维中的意念，这个不起眼儿的意念就像一粒胚 胎，在我们的思维中不断的繁衍，启发我们去创作。当 纽约黑人艺术家大卫·汉蒙斯在街边卖雪球时，清晰地 说明了，艺术本身并非仅仅局限于感性的表达，更是取 决于我们如何去构想未来、敏锐地与当下发生的事物去 互动，充份地体验生活。作品中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才是 最应该被珍视的，而其手段并非那么重要。多年来，许 多类似的作品开拓性地消解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 扩大了我们想象的边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契机，使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杰作。
我曾两次在大雪中开车旅行，一次是在西藏念青唐 古拉山上，另一次是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郊外，雪大 得能见度不足五米，人车被大雪包裹，好像置身白色的 隧道......经过漫长的时间，犹如转世投胎，终于回到了 可见的世界。
我出生在北京的一座老式四合院并在那里度过了童 年，文革使得这座古典的宅院面目全非。它曾经是花木 扶疏，迴廊围绕、有门廊、前院，通过月亮门到里院， 北房后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南厅和北房是我爷爷奶奶们 的住房，里面有各式古董家具和字画，我和父母兄姐住 西房，东屋原为餐厅，后来借给我爷爷的一位朋友，他 是京剧演员。我爷爷也是个票友，时常见他躺在藤椅上 头枕双手地哼着京戏。春天院中两棵海棠树的花落得满 地一片粉白，夏日时雨水从屋檐淌下，顺着廊前汇成小 河，花叶随着水流往前院漂去...... 红卫兵几乎挖开所 有的地砖，奶奶被打死，书画和各种东西在院中的大火 里烧了好几天。
1970 年我插队后回京，自学画画。那些年我和马可鲁、 韦海、郑子燕、史习习、王爱和、李珊、刘是等许多人 都常常结伴去写生，或是在我家画人像和静物。我们都 是家庭出身不好、被社会忽视的边缘青年。我们互相学 习和帮助，当面对社会压力和生活困难时，相互给以理 解与支持。在文革中能有这些好朋友是我最为珍视的。 尽管后来许多年我们之间很少来往，但至今仍然可以感 受到深深的友情。然后认识了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 我对他们十分敬重，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 影响着我青年时期艺术观的形成。特别是当年赵文量对 我的指导尤为重要。同时他们也一定能感染到我们年轻 人特有的生命力。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各自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74 年12 月 31 日，十几个朋友在我家里办了第一个地下画展，外面是寒冷的夜晚和严酷的社会现实，里面是和谐又热烈的气氛。由包乐安，赵文量和我筹划在文革中 的第一次地下画展持续了整个晚上，那是一种既兴奋又 紧张的体验。朋友们和我的家人都冒着很大的危险;我 却非常高兴，像是玩儿了个危险的游戏。引用一段郑子 燕去年写的文字:“任何人都不会忘记 1975 年在张伟家秘密举办的第一次不公开展览。我记得是在冬天，也许是元旦或春节，小包子在促成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 张伟一家则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事过境迁，现在的人根 本无法理解办一个画展会有什么风险，但凡是从那个年 代过来的人，对那动乱的年代、无法可依的社会所怀有 的恐惧恐怕永远不会忘记。------ 如果我们的画展一旦 出事，那么，对张伟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深感张伟一家人在当时的奉献是无法衡 量的。”现在我才能体会母亲和家人当年所表现出的勇 气。我母亲过去是位俄语教师，在和我父亲离婚后，历 经文革的磨难，仍然乐观热情地面对生活。她给予我们 的支持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母爱，体现出知识分子的 决择捍卫着社会良知与人格尊严。在那个荒谬的年代， 这种精神尤其可贵。
73 年初，我被分配到西城区建筑工程队工作，同时 报到的七、八十人都是插队回城的知青，我们必须先参 加一个星期的政治学习，也就是被强迫接受洗脑。大家 围坐在一个大火炉边听领导训话，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发 言，纷纷表示回京后能有一份工作是多么感谢党和毛主 席。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不想感谢谁，去插队本来就 不是我自愿的，现在回来被安排工作也是理所当然，今 后我会努力工作，以劳动挣取工资。我的话立刻引来无 数严厉的批评，但有几个知青认为我说的话没什么不对， 于是一些人和我们争吵甚至几乎打起来。最后领导让我 回家等待重新分配。
半年后我被安排到西城区汽车二场当装卸工，早出 晚归、工作繁重。年轻的都是出身不好的知青，年老的 都是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和他们的朝夕相处让我觉得 很有意思。他们会讲关于日本侵华、国共战争、三反五 反等故事，讲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位老人叫高凤藻，当年已六十几岁，依然身体健硕， 行动敏捷，高个儿，黑红的方脸长满白胡子，说话时声 如洪钟。他背景复杂，辅仁大学毕业，演过戏、做过生意、 直到临解放已经是华北行政总署的官员。第一天上班我 被安排和他在同一辆卡车上工作，他知道不少历史掌故， 但当别人一谈到时事他就手持烟斗看着远处，默不作声。 他特别懂装卸工这一行当的事儿，比如怎样将卡车停在 最佳位置、怎样装货才快捷省力、怎样解决与他人的冲 突，以至车轮陷在泥沙中甚或卡车出点小问题他都能帮 司机解除困境。
还有个长相凶狠的人，据说他年轻时曾手持棍棒横 街拦阻迎亲的队伍，因为那新娘子是他所心仪的姑娘， 结果被打成瘸腿，此后终生未娶。其实他人挺善良热情。 另外一个小个子老头儿，六十多岁，过去被炮弹炸聋一 只耳朵，当过华北日报的编辑，解放后给关了几年。在 装完一车沙子后，他躺在沙堆上，卡车开起来，任风吹 干一身的汗水，说这工作多好哇，就是给个县长都不换! 然后仰头看着天空，笑咪咪的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那 时候，李珊、韦海和老郑等也会坐我们的卡车去十三陵 画画儿。几位老人就会说起年轻时的爱情，回忆他们的 过去。一位老师傅争辩说:其实包办婚姻也挺好的，像 我和我老伴儿，办事儿那天还谁也不认识谁，可现在到 了六十，还是每晚脱得精光地抱着睡觉。
76 年，我画了《装卸工》，79 年展览时此画引起争议。 82 年被意大利人安娜买走了。
86 年我到纽约后不久，一位美国古董商要我给他修 复一幅中国清代工笔重彩的花鸟画，很大，好像有两米 来高、一米多宽，有些地方因色彩脱落而变得斑驳。我 说我可不是专家，我做不了。他却说:“得了吧，中国 人哪个不会点儿水彩水墨的，何况你还是画家。”我试 着修，可是怎么也画不好，总能看出修过的痕迹。于是 我想了个办法，用喷雾器把整幅画喷了一层淡灰色，就 再也看不出问题来了，他很满意。事后我想想觉得不对， 就和一个犹太人朋友讲了这事儿，他说也许那幅画会看 上去比原来更好;即使牺牲一幅古画，而能让一个当代 画家生存下去，又有什么不对呢?
89 年，我当过三个月的出租车司机。在一个雨天的 深夜，我开着空出租车从下城到上城，再从上城到下 城，街上没有一个行人。雨越下越大，车子的雨刷器几 乎开到最高挡位。我仔细巡视马路两边，希望能拉到一 个客人。 通常我从第三大道上行到九十四街，就会习 惯地右转，因为再往上走过了九十六街就是黑人区，深 夜最好别去那边。雨水打在车顶和眼前的玻璃窗上发出 很大的声响，雨刷器慌乱地拨着雨水，我伏在方向盘上 紧盯着前灯照射在雨中的光亮。当车子快走到第二大道 时，昏暗的街灯下突然出现一个身影，他穿着风雨衣， 一顶雨帽压得低低的，手中提着个小提箱。他迅速躜进 后坐，关上了车门。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显然是个中年 白人。他说:“请送我去 Riverdale。 ”当我开车走 上 FDR Drive 后，雨似乎下得更大了。车灯投向大雨 中曲折的夜路，仪表板发出绿色的微光照着车内狭小的 空间。好像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我们在沉 默中走了好远一段路。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经过一座 桥时他给我零钱交过桥费，之后，他才问:“你从哪儿 来?”“北京。”“我刚从那里回来不久，我的好朋友 死了。”“..........”“我只希望她死得值得。她还 很年轻。”他在一座楼前下车，说了句:“祝你好运。” 就奔进门去。
我调头按原路往回开，很快顺着东河到了七十九街， 右转上第三大道，雨下得仍然很大，马路两侧连个鬼影 儿都没有。我不由自主的往西一拐又回到了九十四街， 走着走着，在雨刷器拨开雨水的瞬间—— 一个身着风雨衣的人在向我招手 ........ 尽管开夜班出租车挣钱少点儿，却不会堵车。那天 深夜我在百老汇五十几街看到一个顶着一头蓬乱长发的 高个子黑人在招手叫车，我前面的几辆空车都加油开了 过去。我停下来使他很高兴，上车后他抱怨说很多出租 车都不停，害得他站在那里很久。我说你的样子的确有 点儿可怕，但他说他是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家。当他知 道我画画儿后，他笑说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两个遇难 者，一路上我们聊得挺开心。第二天他的女朋友来我家 买了一幅抽象画。
所有这一切看似偶然发生在我的生活中的事情，其 实都是必然。它们点点滴滴地丰富着我的心灵，我就是 我生命的作品。
我爱我的作品，但更爱创作本身。作品其实不过是 人们精神交流的载体。
真正的美不只是一种凭直觉就能辨认的品质;美的 定义本身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共性的特征。精 神价值不会仅仅局限在视觉上的体现，更不可能只存在 于个人手工技艺之中。艺术从来就是一种工具，将生活 转化为可读，可看或是可以感知的形式。让可能性产生 在没有可能之中。
